□ 余红

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广泛传播，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开创了云南革命历史的新纪元。云南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伴随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初步传播

1915年，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在全国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龚自知等人于1917年在昆明仿效《新青年》，创办了《尚志》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尚志》1919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3期，转载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之胜利》，系统地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一些观点，并发表了题为《一九一九年》的社论。云南的一些报刊纷纷效仿。1918年，云南留日学生张天放等在昆明创办《救国日刊》，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杨青田等人创办《学生爱国会周刊》，介绍进步思想，并经常转载《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的文章。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之一的《义声报》，也以《最近传达新思想之机关》为标题，介绍了《少年中国》《新中国》《解放与改造》《民铎》《星期评论》《新教育》《新生活》等14种内地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云南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与此同时，内地一些进步刊物和书籍涌入云南，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相传阅。

在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得到初步的传播。

五四运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传播的热潮

1920年1月18日，王复生（左三）、毛泽东（左四）、邓中夏（左五）、罗章龙（左六）等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正在北京读书的云南籍学生王复生、王有德、施滉等人，奋勇投身运动。5月23日，云南《滇声报》报道了五四运动的消息。省立第一中学的杨青田、段融生、张四维、张舫等人闻讯后，立即起草和制作了题为《缘起》的传单，动员全社会迅速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的普遍响应。6月4日，昆明召开了近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致全国及在巴黎的中国专使的通电。会后，与会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其规模和声势在昆明都是史无前例的。

1919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3期《尚志》杂志封面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滇声报》于1919年5月先后登载了列宁和李卜克内西的传记，以崇敬的口吻颂扬他们的功绩。1920年3月又以《马克思逸话》为题，连载了一篇读马克思传的读后感，称马克思是“十九世纪后半的大思想家大革命主义者”，并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学说。这些出版物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在云南知识界、文化界，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革命斗争直接引发了云南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和学习，由此扩大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1920年，云南五四运动中的中坚分子杨青田、柯仲平、姚宗贤、张舫等秘密组织“大同社”，研究社会主义，探讨国家的前途。杜涛在蒙自发起“劳工团”，探索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与此同时，由青年学生创办的《救国日刊》《学生爱国会周刊》《云南学生》等，均不懈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团结和唤醒了一大批优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出版的张伯简著作《社会进化简史》封面

伴随云南青年学生渴求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意识的增强，大批马克思主义和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涌入云南，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云南书目》的不完全记载，从1919年至1924年的5年中，仅昆明市就有46种报刊问世。《滇潮》和《曙滇》，是云南新文化运动发展和深入的标志，它不仅登载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发表揭露和抨击军阀统治的政论，还注重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除报刊中经常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为了适应图书市场的需要，云南各地开始出现了专门经营图书的书店，如亚新书店、日新书店等。这一时期传入云南的书籍中有不少是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还有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如《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劳农俄国》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

云南革命先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突出贡献

受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云南进步青年学生，怀着要求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他们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云南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这些革命先驱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不遗余力将马克思主义播撒于省内外，传播回故乡云南，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突出贡献。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和组织下，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在北京秘密发起成立国内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云南籍学生王有德、王复生是19名发起人中的成员。1921年，王复生的胞弟王德三也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和王复生一起担任了法文组的翻译工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是后来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绝大多数会员成为早期党、团组织成员，并担任党、团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王复生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经罗章龙介绍，王有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邓中夏介绍，王德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国外，云南剑川白族青年张伯简于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参加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组织的“劳动协会”和法、德两国的工人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1922年，他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共同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被选为组织委员。他身在异域，却时刻关心家乡的革命，写信给云南学联，鼓励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1922年秋，张伯简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撰写的《社会进化简史》，是国内最早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毛泽东曾将此书作为学习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的书目予以推荐。

曾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学生会会长的云南人施滉， 1924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在旧金山旅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成立进步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声援国内革命斗争。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首任书记。在美共中央领导下，在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华侨工人、中国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开展建党工作，参加美共组织的革命斗争和支援中国革命的各种活动。他虽然身在异域，却时刻关心家乡的革命，写信给云南学联，鼓励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5年10月1日创刊的《革新》杂志封面

云南青年努力会和云南革新社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云南省内一批革命青年也积极行动和组织起来。1924年底，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以“唤醒云南青年”为宗旨，在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中秘密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26年底，会员几乎遍及昆明各中等以上学校，成为领导云南青年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

为满足青年努力会会员及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进一步在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青年努力会于1926年初开办了云南书报合作社，会员多方筹资，销售《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革新》《铁花》等书刊。青年努力会会员还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到全省各地出售进步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动员云南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年行动起来，投身国民革命。

1925年9月，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李国柱任书记。它团结组织青年努力会成员，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规定青年努力会成员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作为必读书刊认真学习，并在进步青年中广泛传播。

1925年秋，以在北京高等学校就学的滇籍中共党员为骨干，在北京成立了“云南革新社”，其宗旨是“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云南革新社总社主要负责人为王德三、李鑫、王复生、杨青田，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等地设立分社，社员总计达100余人。云南革新社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云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成员大多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

云南革新社在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向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1925年10月1日，云南革新社在北京创办了社刊《革新》，对在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启发省内青年投身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3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

省外的革新社（新滇社）和省内的云南青年努力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促进了云南青年和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云南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作者：余红 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