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王圭传》记载，宋神宗时期的王珪天资过人，秉性宽厚沉稳、谦和礼让，落笔则出语惊人，但他身居相位后每次上殿面君都只说“取圣旨”，听取皇帝指示后就说“领圣旨”，回到府邸后对部下们就说“已得圣旨”，时人讥其为“三旨相公”。
 
　　作为辅助国君治国理政的最高行政长官，王珪本该发挥他过人的天资，上为国君分忧，下为黎民负责，可他却只以三岁小儿也会的“三旨”，毫无作为地“苦居”相位16年，为自己画了一幅尸位素餐、误国误民的画像，并作为庸吏代表被镌刻在宋史之上供后世口诛笔伐，实属悲哀。反观现实，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令行禁止，作风建设成效明显。可也应该注意到，现代版的“三旨相公”并未绝迹，管束多了、监督严了、压力大了，他们自感“为官不易”便索性为官不为。有的本领饥渴“不会为”，有的缺乏担当“不敢为”，有的无利可图“不想为”，有的得过且过“无所为”，等等，不一而足。
 
　　为官不为的“三旨相公”凡事不怕无功、唯恐有过，他们战战兢兢、明哲保身，干事创业只追求程序正确，以讲话传达讲话，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如此一来，越过万水千山到基层，中央的安排部署仍然只在讲话稿中、在会议室里、在层层转发的红头文件上，就是无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惠民生。长此以往，党和国家的事业必将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就犹如一艘负重前行的巨轮，其管理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是巨轮上的一个零件，哪怕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一旦松懈掉落，都会给巨轮带来巨大的风险。如今，我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改革发展的“深水区”，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党和国家亟需胸怀担当、敢于动真、善于碰硬的“好干部”，根本容不得“三旨相公”们尸位素餐、得过且过。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责任担当、忠诚履职尽责，少泡在会上说教、多跑到民间讨教，少埋没在材料中、多埋头在田地里，少在红头文件上咬文嚼字、多在民生疾苦上咬牙切齿，把思想集中到为干事创业上，把精力凝聚到为群众办实事上，把功夫施展到一心一意抓落实上。如此努力做国之脊梁、民之功臣，近则可杜绝发生那些已被惩处的腐败分子的悲剧，远则可避免落得王珪“三旨相公”诨名的悲哀。